一、拒绝去日本访学的“读书人”
在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虽然在学校有很多头衔,不过,他自己最为珍视的头衔是“读书人”。当别人介绍他是一位学者的时候,他会立即更正:不,我只是个读书人。
王沪宁的学生,也是他曾指导过的93级复旦大学辩论队最佳辩手蒋昌建说:“别以为‘读书人’仅仅是一种谦逊,真正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恐怕没几个。读书人实际上就是专注某一项工作的人,与偶尔的读书不同,就如偶尔的炒炒菜并不能称之为厨师一样。”
1974 年夏天,做了不到3年的学徒工之后,王沪宁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这一年,他19岁。按正常情况,王沪宁应该走上一条外交官道路,但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引导着他,使他在毕业时,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继续深造,并进入了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的导师则是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先生。
尽管时隔36年,90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其人依然记得王沪宁复试时的情形。“他来考的时候,复试啊,迟到了,本来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但我比较照顾他,迟到了大概20分钟吧,还是让他考试了。”陈其人回忆,因为王沪宁“初试的时候文章写得很好”。毕业后,王沪宁留校任教。当时,高校里有少数年轻人,向往出国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青年教师人才匾乏。
王沪宁不相信唯有出国才能成大器。当时的王沪宁,总是主动要求带课,短短的几年内接连不断开出别人开不出的难课、新课,而且开得有声有色。“能干、有才华、一目十行”一一这是当时复旦同事们对王沪宁的评价。
王沪宁在回忆校园生活时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磨石上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审问自己: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
在复旦王沪宁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进程,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或许也正是他在读书时的这种深入思考,这种对于现实问题和国家政治的忧患,使其比大多数学者更加的务实和冷静。而对于改革开放大潮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来说,我们也正是需要这样冷静且务实的学者,或者说政治家理论家。
二、领导人的“青睐”
王沪宁在1995年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中曾这样形容自己:“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问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
由于勤奋,王沪宁迅速成为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因其“全国最年轻”而成为新闻人物。
1988年,王沪宁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与同在美国留学的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江绵恒相识并成为知己。
在美的半年内,王沪宁去过美国三十几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与众多的美国人和外国人讨论美国,并将每天讨论、访问和观察到的记录下来,写成《美国反对美国》一书。
在该书中,王沪宁细致描写了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之所以有作用,在于它们能保护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团体之问的权力关系。”
王沪宁政治学方面的才华,早在十三大之前就已经被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看中,特别是其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被看好。他的政治学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明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当时,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曾庆红对王沪宁很是欣赏。有一年春节,上海市委的有关领导分别到各大学去参加教授们的春节茶话会,曾庆红选择了去复旦大学。茶话会之后,曾庆红特意找到了年仅30多岁的王沪宁,与他就当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等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当时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几乎分辨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学者了。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也很熟悉王沪宁这个名字,他虽然没有见过王沪宁,但王沪宁的著作却是他爱看的理论书之一。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到中央时,江泽民一开始就引用了王沪宁大段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这让王沪宁十分吃惊。
另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负责在报告中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当 “十二大关系”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美联社当天发表评论称,新决议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走进中南海,王沪宁参与了十三大以来多部党的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其中,有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的论述,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王沪宁曾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
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这些理论的影子,都可以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决议中见到。
1998年,王沪宁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且自此时起,开始以“主席特别助理”身份,在江泽民出访等外事活动中陪伴左右,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高层智囊。
此后,他协助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此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三、政治角色愈加重要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沪宁则在此时更上一层楼,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转正。
在5年后的十七大上,王沪宁进一步进入中央书记处,从日常工作安排到智囊建议,对胡锦涛执政10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
到了十八大,王沪宁则从204人的权力大名单中,晋升至25人的决策核心圈,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历史先例。
十八大之后,王沪宁紧密陪伴习近平左右,成为新一届中共高层的核心智囊。至此,王沪宁实现了辅佐三任总书记的新纪录。
分析人士认为,连续辅佐三任总书记、官职逐级上升,王沪宁的角色变得十分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新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国安委是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和危机处理常设机构,外交、公安、安全、总参、对外经贸等职级部委首长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这个新机构中,王沪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央政研室,由王沪宁兼任改革办主任,也可见中央对王沪宁同志的信任。
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人说,王沪宁是一座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山。
什么叫政治家?王沪宁曾这样说:“应该是具有至死不渝的信念、学贯中西的知识、高山仰止的人格、高瞻远瞩的目光、百折不挠的毅力、海纳百川的胸襟、纵揽全局的能力”
22年的读书思考、日夜坚守、笔耕不辍,22年的智囊经验、决策研究、创新突破。
王沪宁在学术界、政界所引起的震动,显然不是一个笔杆子所能做到的。
1994年,王沪宁在他的日记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