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河北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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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河北十人

河北历史源远流长，文化丰厚，哺育了许许多多举世闻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和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曾为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值得我们崇敬、缅怀和学习。“方志河北”从中选取10位，与读者共同重温他们的丰功伟绩......

荀子 战国

荀子（约前313—约前238），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不论是政治思想，还是自然观、认识论和人性论，都批判地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的成果，明显带有综合百家思想的倾向。他的思想自汉唐以来，始终被学术思想界所重视，对于此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抄录流传有300多篇，其中多有重复的，后经西汉刘向校雠，定为32篇，大体相当于今天流行的《荀子》一书。荀子的思想便集中体现于《荀子》一书中。

由于荀子生活的时代统一趋势日渐明显，顺应这种历史潮流，他提出了“天下为一”的政治主张。在游历诸国时，他总是反复宣传这个主张，渴望早日出现统一中国的局面，并极力劝导当时比较强盛的诸侯国的国君，为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努力。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呢？荀子提出了种种政治理论，概括起来有三条：隆重礼法，尚贤使能，平政爱民。

天命观是殷商以来形成的世界观，这种观点认为人与人类社会是受“天”即上帝主宰的，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神学性质。荀子反对这种天命论，认为所谓的天，只是日月星辰、四时交替的自然现象，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性，它不因为人们不喜欢寒冷就去掉冬天，也不因为人怕走路就缩小大地的。他指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只有与客观对象相结合，才具备获得知识的条件。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必须用理性认识去校正。可见，荀子已认识到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为了避免认识中的错误，荀子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是不可以停止学习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人如果努力学习，不仅可以增强实际才干，还可以避免出大过错。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后天人为而形成的。荀子所说的性，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能。荀子激烈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由于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礼义法度。但礼义法度的根本作用，不在于压制或消除人们本有的欲望，而是从长远利益出发，适当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荀子认为人性虽恶，但通过后天的教育，完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道德品质。

总之，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他对先秦诸子百家都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在鉴别取舍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对以后2000多年唯物主义传统以及古代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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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约前179—约前104），西汉广川（今景县西南）人。他一生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广泛吸收各家学说，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融合各家学说的理论体系，适应了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需要，统一了指导思想，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愿望，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董仲舒早年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学识与年俱增，逐渐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有很多学生跟着来学习，董仲舒就先在家乡一带下帷讲诵，收徒授业。汉景帝时，董仲舒成了《春秋》博士。虽然秩列在百官之列的博士，不是大权在握的官僚，但博士秩卑而职尊。这样来求学的学生就更多了。其中学有所成、地位较高的有褚大官至梁国相，吕步舒任丞相长史，吾丘寿王为光禄大夫、侍中，司马迁为太史令。有些弟子，又开门授徒，也就有了很多的再传、三传等弟子，董仲舒的学说也就越传越广，影响也就日益扩大，于是，董仲舒成为他们的先师、宗师，成为汉代大儒、群儒首、儒者宗。

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贤良会集京师，准备对策，董仲舒作为贤良之首，3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称为天人三策。

汉武帝提出了如何巩固汉朝统治的大问题，董仲舒根据策问，系统阐述了天人感应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统一指导思想的历史课题，从此诸子百家争鸣的格局变成了儒家独尊的局面，由此产生了汉代的经学及中国的经学传统。

元光元年对策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相。后回到京师长安，任中大夫。历经官场上的是是非非之后，董仲舒疲于应酬，称病辞去官职。

董仲舒为官廉洁，辞官回到京师长安，只能住陋巷之中。但他一如既往，专心致志地研究经书，修学著书就成了他的主要事业。

虽然如此，朝廷没有忘记董仲舒，有些重大实际或理论问题，皇帝还是经常派使者或是派廷尉张汤等到陋巷董仲舒家中咨询请教。董仲舒也注意着当时社会的动态，经常就所问的问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朝廷也接受了董仲舒的一些意见，并付诸实行。

张汤曾多次到陋巷，就刑狱等事，向董仲舒问其得失，董仲舒根据《春秋》经义来回答，后来，整理成为《春秋决狱》，共232事。

董仲舒针对当时外攘四夷，内多兴作，耗费巨大的现实，建议汉武帝节约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武帝没有采纳。

董仲舒寿终正寝于家，葬于长安胭脂坡。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此地都要下马，所以人称下马陵。年长日久，讹变为“虾蟆陵”。历代文人墨客来此凭吊，咏诗写赋的甚多。如许梦麟的诗：“六经不委秦灰冷，三策长瞻汉碣前。”又如释如乾的诗：“高坟独占古城隈，汉武曾经下马来。圣教尊从三策盛，儒林兴自大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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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开国皇帝刘备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

刘备早年丧父，家道衰落，生活贫苦，与母亲贩鞋织席为业。后得同宗资助，师从名儒、原九江（治今安徽寿县）太守卢植，学习儒家经典，并与公孙瓒结成好友。刘备不用功读书，喜欢弄狗骑马，讲究穿戴。平常寡言少语，喜怒不见于形，很有城府，谦恭待人，自有主张，好结交豪杰侠士。

光和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各州郡乘机聚集军队，豪强地主武装也就势而起。刘备拉起了一支队伍，关羽、张飞也来投奔。民间传说的“桃园三结义”，虽然不见于正史记载，但刘、关、张情同手足却是真实的。刘备带领这支队伍跟从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军有功，被任命为安喜县尉。

那时，军阀混战，兼并激烈。在随后的十七八年的时间里，刘备先后归附邹靖、公孙瓒、徐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南北转战，颠沛流离，历尽艰辛。虽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声望越来越高，军队也逐渐扩大，但总是寄人篱下，仰承鼻息，军队聚而复散，地方得而复失，没能成为独树一帜的政治、军事力量。

刘备依附刘表后，有数年相对安定的环境。他总结自己过去的得失，谋划今后的发展，盼望有贤良谋士辅佐自己。当得知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便亲自带领关羽、张飞不厌其烦地一次、二次、三次去隆中寻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顾茅庐”。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深受感动，他针对刘备的情况，纵论天下大势，提出了有名的“隆中对”，概括起来就是“东联孙权，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操”的方针。由此也开始了刘备战略方针的转变，并开创出新的局面。

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举兵攻打刘表。刘备逃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武昌北）。曹操占领江陵，又接收了刘琮的军队，声势浩大，要沿江东下，消灭刘备，吞并孙权，统一江南。孙权派周瑜、程普等率水军3万余人和刘备联合，与曹军战于赤壁（今湖北蒲坼西北），用苦肉计，火攻焚烧曹军战船，延及岸上营垒，曹军大败。刘备与周瑜水陆并进，追击曹操于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再加上当时疾病流行，曹军死亡很多，曹操只好引兵北归，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后，刘备又南征武陵（今湖南常德西）、长沙（今湖南长沙）、桂阳（今湖南郴县）、零陵（今湖南零陵西北）4郡，4郡皆降。后又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占有了荆州大部，实现了隆中对的第一步：占有荆州。从此，有了立足之地，不用再寄人篱下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把占领益州（今四川成都）作为第二步。建安十九年五月，刘备攻克雒城（今四川广汉北）。进围成都数十日，刘璋只得出降，刘备占领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占汉中。至此刘备与曹操、孙权，鼎足三分，标志着三国分裂局面，实际上已经形成。

孙权、刘备两家在荆州之争中，曹操利用孙权、刘备的矛盾，以江南土地封给孙权为条件，要孙权从背后袭击关羽。孙权遂放弃孙、刘联盟，向曹魏称臣，派吕蒙夺取荆州，袭杀关羽。荆州全部落入孙权之手，孙、刘联盟瓦解。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袭魏王爵，并代汉称帝，建立魏国，改年号黄初。次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建年号章武。刘备拒不接受群臣劝阻，准备出兵攻打孙权，为关羽报仇。七月，刘备率大军伐吴，沿长江水陆并进。章武二年（222）二月，刘备进军到夷道猇亭（今湖北枝江北）。蜀军从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东）连营到夷陵六七百里，在山林中扎营。六月，吴将陆逊令全军将士携火攻蜀军营，发动猛攻。蜀军40多处营寨全被烧毁，蜀军人马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猇亭败北，给刘备以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岁数已大和过度疲劳，积劳成疾，病势日趋严重。章武三年三月，托后事于诸葛亮，刘备希望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维持帝业。四月，刘备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昭烈皇帝。八月，葬于惠陵（今四川成都南郊武侯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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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祖籍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祖冲之学习非常刻苦勤奋，随着知识的增加，对天文、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祖冲之年轻时就获得了博学的名声，出仕以后，也利用公余时间，坚持钻研学术。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成为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机械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祖冲之还研究过“开差幂”和“开差立”问题，从代数学意义上看，这已经是二次及三次代数方程问题，说明在祖冲之时代，我国代数学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祖冲之经过实测研究，发现旧历法不够精密，便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重新编制。通过精确计算和认真观察，他在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编成大明历。

他在历法计算中引入了岁差现象以后，冬至点是逐年变动的，这就纠正了历法中固定冬至点与天象的不合，提高了历法计算的精度。而且回归年（周岁）和恒星年（周天）也有了区分。回归年是太阳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所需要的时间，又叫太阳年，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年”。恒星年是太阳连续两次经过某一恒星所需要的时间，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一个真正周期。回归年要比恒星年短20分23秒。祖冲之经过实测，确定岁差每45年11个月相差一度，这个数值虽然还不够精确，但这一工作在我国历法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祖冲之一生著述甚丰。《隋书%uB7经籍志》著录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释论语》《释孝经》《易义》《老子义》《庄子义》及小说《述异记》10卷等，对音乐也颇有研究。大部分著作均早已亡佚，现在能见到的仅《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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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宋代

赵匡胤（927—976），世居涿州（今涿州市），本人出生于洛阳（今河南洛阳），北宋朝开国皇帝，在位17年。

赵匡胤少时好读书习武，技艺超群。在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际，王朝更迭，朝举夕替，赵匡胤经一老僧指点投奔后汉枢密使郭威部下，951年，郭威推翻后汉，自立皇帝，建后周王朝，赵匡胤首拜滑州副指挥使。954年，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皇帝，命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参与重建精锐之旅中央禁军，很快使后周“兵甲之威，近代无比”。周显德三年（956），积功至殿前都指挥使，第二年又升殿前都点检，军权极重。959年，当世宗病逝时，在朝中已无人能与赵匡胤的权势相抗衡。

周显德七年（960）元旦，北方镇、定二州传来急报，辽国和北汉联军入侵后周，赵匡胤当日领兵从开封抵达陈桥（今开封市东北陈桥镇）宿夜，五更时分，众军士忽集于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并以黄袍加身，拜赵匡胤，呼万岁，这就是所谓的“陈桥兵变”，赵匡胤立即回师开封，不惊不扰，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接，建立宋朝，建都开封，改元建隆，是为太祖，史称北宋。

赵匡胤有鉴于唐末以来的兵祸之害，欲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帝国，吸取领兵之将兵权太重的教训，登位不久就有“杯酒释兵权”之举。其目的在于防备“陈桥兵变”的重演，消除隐患，巩固新王朝。不久，赵匡胤以同样手法又罢除了一批藩镇的兵权，节度使一职形同虚设，有名无实。这些措施为赵匡胤统一大业，削平诸国解除了后顾之忧。

北宋建国时，南方还存在着南唐、后蜀、楚、南平等几个割据政权。同时，黄河以北有辽国和北汉，而辽国又最为强大。赵匡胤参酌枢密使赵普的意见，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消灭南方诸国，后夺取幽燕地区。这个决策符合宋初实际国力，南方诸国占据着物产丰富的地区，而兵力又较薄弱，易于攻取，先得南方国土，充裕国计军需，然后再攻占北方强辽，收复燕云地区，是深谋远虑的上策。

赵匡胤经过充分的准备，自建国3年之后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乾德元年（963），湖南割据政权内乱，于是宋以镇压湖南叛乱为名，出兵湖南，因中间有南唐政权阻隔，宋兵用一箭双雕的计谋，向荆南割据者高季冲借道以绕过南唐，在荆南君臣犹豫不定之时，宋军已兵不血刃占据荆南。乾德三年（965），宋廷以后蜀勾通北汉抗宋为名，派6万大兵两路征讨，两个月之后平定后蜀。开宝四年（971），赵匡胤命潘美领兵自郴州南下讨伐南汉政权，大军很快攻占广州，灭南汉。开宝八年（975），赵匡胤令曹彬为帅，潘美为副，与吴越夹击南唐，最后攻陷金陵，使南唐归宋。稍后，又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弘做和潭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来归。至此南方统一。与此同时，赵匡胤也不忘统一北方，开宝元年、二年和九年都曾出兵北汉，虽无功而还，但给后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宋太祖赵匡胤还致力于内政改革，中心目标是从官制入手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赵匡胤决心从兵、政、财三方面收取地方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第一“收其精兵”，就是军权集中，由中央直接掌握兵权，这是加强中央集权最重要的措施。第二，“稍夺其权”，就是把中央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加强专制，限定中央官僚的权柄。第三“制其钱谷”，就是财权归中央，规定各地方征收的租赋，除本地开支之外，其余部分一律送交中央，使地方难以形成经济实力雄富一方。同时，宋朝还实行盐、茶、酒、矾、香料专卖制，利在国家，使中央政府财力大增，国用充裕雄厚。

宋太祖赵匡胤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具有积极的意义，结束了自唐末以来200多年混乱纷争的局面，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国家，这是历史的进步，特别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但因中央集权过重，造成机构庞大臃肿，官多、兵多、税多，社会矛盾重重，国力日衰，与异族入侵对抗多处于劣势。

宋立国之初，百业待举，恢复发展社会经济也是当务之急。宋廷首重农业，赵匡胤初即位就宣布允许农民尽力开荒，对新开田亩，官府不得纳入田簿征收赋税，以此鼓励农民广开荒田，扩大耕地，发展农业。为减轻人民负担，宋初推行度田均税政策。平蜀后，太祖下令减免租税，废除无名科役，放还被掠人口。在赵匡胤当政期间，农业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针对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建国不久，赵匡胤就把后周柴荣时制定的《大周刑统》颁布施行，后又重定《刑统》。在刑罚上比五代有所放宽；在执法上，新法废除由军校执法的规定，改由文臣执掌；对大辟之刑（多指死刑）尤禁玩忽，各州必须交刑部审复论决，并不得逼供。赵匡胤还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把司法权也变相集中起来，悉归朝廷。由于宋太祖重刑典，所以各项法令都得到有力推行，收到实效。

开宝九年（976）十月，赵匡胤“崩于万岁殿，年50岁”。临终有其弟赵光义（宋太宗，本名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讳改名光义）“烛影斧声”弑兄谋位的千古之谜，这个故事给他的一生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但毫无疑问，赵匡胤是一位对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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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

元代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邢台县人。元代杰出的科学家，毕生以其所取得的多方面的伟大成就，造福社会，受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敬仰。

郭守敬自幼爱动脑筋，肯于钻研，虚心好学，尊师敬长，对他以后能够成长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郭守敬的一生和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21岁时，疏浚邢州城北被淤塞的河道，从此开始闻名乡里。他先后就冀南豫北的水利给忽必烈提出了水利六策。在西夏，他又本着“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的原则，着手修复被淤塞的河渠，同时酌情开挖一些新的渠道，建立一些新的闸堰、桥梁。由于他设计精巧，指挥得力，恢复重建、改建和新建的这一系列渠道、闸堰、桥梁，使用方便，质量很高，有些一直使用到了明朝中叶。他还负责开凿大都运粮漕河。其中的白浮引水工程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

郭守敬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制定授时历。

天文历法是为生产服务的，和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元初，沿用的旧历法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误差。1276年，忽必烈攻灭南宋，成立了太史局，让郭守敬和他的紫金山学友王恂等人参与并主持修历的工作。从此，郭守敬的主要精力从兴修水利转到创制天文仪表，修定历法上来。

他先后创制了简仪、仰仪、高表、浑天象、景符、窥几、候极仪、日月蚀仪等13种天文观测仪器，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天文地理实测，深入研究我国各种古历，去粗取精，精密进行新历的推演计算。1280年，新历制成。元世祖忽必烈取“敬授民时”之意，定名为授时历，通令第二年在全国颁行。

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郭守敬在制定授时历的过程中以授时历本身，创造了许多个当时的“世界第一”，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郭守敬辛勤劳动和高度智慧的结晶。

在制历过程中，郭守敬精密测量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和现在世界各国通用的格里历（即公历）完全一致，但郭守敬提出这一数值要比格里历早300多年。郭守敬还测得黄赤交角（即地球公转的轨道平面与地球自转的赤道平面的交角）值为23度90分，实际误差只有1分25秒。这在当时远远领先世界水平。授时历从元代开始一直使用到明代，共使用了364年，而且还传到了朝鲜和日本，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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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

元代元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杂剧作家关汉卿，原名不详，汉卿是他的字；号已斋或作一斋。今安国市五仁桥人。

元人梁有撰有“大都南城老宿名流”小传，即有“关已斋”一首。这个资料不仅说明关汉卿在大都长期居住在“南城”（即金中都旧城），还可知关氏死于复行科举之前（皇庆二年即1313年，下诏实行科举，延祐二年殿试进士）。关汉卿年岁与梁有的祖父梁曾（1241—1322）相仿，和梁曾父子都有交往。梁有幼年时，还走访过立传的许多人家。

在大都，与关汉卿有交往的多为戏曲界名人。关汉卿与杨显之的交情最深，每有新作就找杨氏斟酌。杨显之异常敏捷，常给关汉卿出点子、补加新曲，所以人称“杨补丁”。还有写过《菊花会》的费君祥，从贾仲明“吊词”中看，他似乎与关汉卿结伴到湖南、湖北一带游历过；同关汉卿交往密切的还有大名的王和卿。他与关汉卿时常开玩笑，关氏往往不敌。著名杂剧演员朱帘秀也与他交往不少。朱帘秀能写诗和散曲，杂剧表演也称第一，许多著名文人都有诗曲相赠。关汉卿则存有套曲［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大约是她移居扬州并同一个道士相恋时，关汉卿过访后写的。

南宋灭亡的时候，北方大批文人都去江南定居或游历，关汉卿也到过杭州，并写下了著名的散曲套数［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气势磅礴，充满了朝气。这正是他艺术功力成熟、创作精力旺盛的时期。

关汉卿一生写作了60多部杂剧，不但数量上为元人之冠，而且许多是传世精品。他在戏曲艺术上是个“通才”，不但剧本写得好且多，还能粉墨登场作艺术表演。

现在尚有的杂剧作品有：《诈妮子调风月》《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闺怨佳人拜月亭》《感天动地窦娥冤》《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关张双赴西蜀梦》《望江亭中秋切脍》等共17种。另外，《尉迟恭单鞭夺槊》也有不少人认为是关汉卿的手笔。

尚存残曲有：《唐明皇哭香囊》《风流孔目春衫记》《孟良盗骨》3种。其他仅存名目者，还有《柳花亭李婉复落娼》《风流郎君三负心》《丙吉教子立宣帝》《唐太宗哭魏征》等47种。

关汉卿剧作取材广泛，有壮烈的英雄颂歌，有浪漫曲折的恋史；有现实的社会矛盾，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官场公案的离奇故事，也有不同性格命运的展示；有的是幽默喜剧，也有的是深沉的悲剧或者悲中有喜、喜中含悲的综合剧。他的文字风格极为多彩，有雄浑，有妩媚，有俚俗，有绮丽，要抒情就抒情，要幽默就幽默，奔放潇洒，本色自然，千姿百态，为元人中所罕见。

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誉之“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宋元戏曲史》）。它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大悲剧把矛盾归结为不可抗拒的“命运”不同，也与晚于他300年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把冲突的根源归结为“性格弱点”不同；关汉卿的戏曲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把矛盾冲突表现为“社会悲剧”，特别是准确地把握了“经济”这个根本原因。《窦娥冤》正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大悲剧。明末戏曲评论家黄周星认为戏曲的妙处，在于“能感人”。《窦娥冤》就是以其真实可信、感人至深，所以在舞台上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京剧《六月雪》《金锁记》就是此剧的改编本。一个半世纪以前，已被译介到法国；译成日文就更早了。

关汉卿不仅是伟大的杂剧作家，他还是个杰出的诗人。虽然流传至今的散曲作品不多，只小令57首、套数13篇和一些残曲，但也表现了他滑稽多智、豪放泼辣、清丽深邃、挥洒自如的特色。

关汉卿的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他自述体的名篇。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异端自命，是向旧秩序的公然挑战，充分表现了他自己的鲜明个性和战斗风貌。“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全曲以其夸张的手法、幽默风趣的反语，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极端不满，是了解关汉卿思想生活的重要依据。

关汉卿的杂剧和散曲，充满了向恶势力攻击的战斗风格，塑造了许多不屈服于压迫的典型形象，尤其是一系列底层妇女的光辉形象。他在元代文坛上，是一面旗帜，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概括的：“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辞，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世界和中国隆重纪念这位中世纪不朽的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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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

清代曹雪芹，生于1724年，殁于1763年，名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字梦阮。其先人为河北灵寿人宋枢密使武惠王曹彬。曹雪芹之曾祖曹玺起至其父辈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长达58年，故曹雪芹及父、祖又曾在南京久居，这是曹家的鼎盛时期。直至1728年曹家被朝廷下令抄家，衰败后的曹家才又搬回北京。

曹雪芹生于曹家鼎盛时日的末期，因此他的幼年赶上了曹家荣华富贵生活的尾巴。雍正五年（1727），曹家被满门抄没时，雪芹仅4岁。曹家被抄家后，逮解京城问罪。幸运的是，雍正皇帝把北京崇文门外菜市口的一个小院恩赏给了他家，还给他家留下了6个奴仆，这使曹家从南京回到北京以后，没有流落为街头乞丐。家遭巨变的幼年曹雪芹从此开始了他在北京菜市口小院的艰难生活。雍正八年（1730），上谕对雍正四年正月以前因亏空公款追赔的案件，予以宽免，这样，曹家的社会地位随着政局气氛的变化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而时年6岁的雪芹也得以在亲戚的家塾里开始“附学”读书。由于小雪芹颖慧超众、悟性极高，他反对作那种“八股”文章，兴趣转向了对“杂学”的涉猎与追求，喜欢诗文词赋以及民间文学、剧曲演唱等在中下层社会广为流行的文学形态，这对于曹雪芹后来进行《红楼梦》的写作，都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于当时流行的小说野史中那种鬼魂神仙、才子佳人乃至秽乱淫污的俗套，少年曹雪芹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启示，萌动了要表现自己所熟悉的闺中英才与女中豪杰的想法。

1735年，雍正暴亡，乾隆继位，清朝政治上又开始了一个较为清明、宽容的阶段，曹家的境遇自此也有了较大的好转，曹雪芹又过上了世家公子“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他的活动也有了较大的自由。这期间，他除去习学诗文、书法和绘画之外，还有机会走繁华市井，接触三教九流。他又特别迷上了戏曲，结识了不少优伶，甚至自己也当了“票友”，居然“粉墨登场”了。他的这种行为传到家中人的耳朵里，被认为是败坏家族名声的“不肖子弟”，因而受到“礼法”与“家教”的惩罚，但这却造就了曹雪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性格。“愚顽怕读文章”的曹雪芹出于对科考制度的厌恶，加之家庭的再遭变故，他青年时期只以未中举的“贡生”身份，做过管理缮写、翻译、文籍的文职小吏“笔帖式”以及低级官吏“堂主事”。由于在乾隆五年（1740）的又一场政治变故中曹家再次被抄家问罪，加之曹雪芹对于封建礼教的不肯“就范”，因此他被“罢职免官”，从此他的生活转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开始，他曾在亲戚家里“寄食”，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又曾在寺庙里寄居，却苦于一日三餐难以为计。曹雪芹虽然具有高深的教养，渊博的学识，但他却缺乏谋生之计，只好靠画画卖几个钱偿还酒债。后来，他又曾到一个王公之家做“西宾”（家庭教师），由于行为放诞不拘，结果也被辞掉了。最后，他只有移居北京西山的一处旗人寄居之地，落入了“环睹蓬蒿”、缺衣少食的窘境。

曹雪芹对于他所经历过的“饫甘餍肥”的生活有着深沉的反省与思念，对于家遭巨变更有着切肤之感。他在穷困潦倒中进行着《红楼梦》的写作。最初他将书名定为《风月宝鉴》，后又改名为《石头记》与《金玉缘》，书中所叙写的故事与描述的人物，都是以作者所亲历亲见的人和事为基础，其中蕴涵着作者无比丰富的寄寓，这就是这部举世罕见的文学巨著的异常动人与异常深刻之处。可惜这部被后人通称为《红楼梦》的文学伟著，直到曹雪芹去世时，也未能最后完成。

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天，曹雪芹唯一的爱子染上痘疹而死，这使得他悲痛万分，不久便卧病不起，贫病交加，又无钱医治，挨到大年除夕，正值别家燃放爆竹，喜迎新春佳节的时刻，还不到40岁的曹雪芹却在极其凄凉悲惨的情境中长逝了。

现在流传的120回本《红楼梦》，前80回基本上是曹雪芹的原作，后40回为高鹗的续作。在前80回书中，作者对处于鼎盛时期的贾氏家族走向衰败的各种因素都已作出了揭示，贾府的结局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即彻底的败亡。但高鹗的后40回续书有些不符合曹雪芹原初的创作思想，但是，大体上顺应了原作的构思布局，特别是没有完全改变原作悲剧结局的预想，使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物的悲剧形象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感人力量。

《红楼梦》的男主角贾宝玉身上，显然浓重地映现着曹雪芹本人的影子，而女主角林黛玉，显然是曹雪芹所最钟爱的女子的化身。《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叙述，以及其对于其他五六十个重要人物的栩栩如生的塑造和对他（她）们各自不同命运的描绘，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控诉了封建礼教戕害青年的罪恶，追求着人性的解放与个性的自由，预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贵族阶级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因此作品的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是永远不朽的。

伟大的古典名著《红楼梦》，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引起探索者的热情。至今，“红学”热在国内外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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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清代张之洞（1837—1909），河北省南皮县人，字孝达，号香涛，为张之万族弟。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4岁入塾，始读四书五经，13岁应南皮县试，中秀才第一名；15岁应顺天府试，中第一名举人（解元）；26岁中一甲三名（探花），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7年至1877年曾外放浙江、湖北、四川考官，并充任湖北、四川学政。1877年返京充任文渊阁校理，参与朝议，入党清流，逐渐成为清流派的一名健将。

张之洞在京居官4年多（1877—1881），其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讲祸福，竟以直言进”上。如抗疏力争“庚辰午门案”等等。4年清流，张之洞可谓收获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了官场内幕，而且博得了“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他的许多奏折被朝廷采纳。不仅如此，通过奏折，他的才识、忠梗，得到慈禧赏识，光绪七年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同年他被补授山西巡抚。从此，由翰苑京官迈入封疆大吏的门槛。

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心系南疆，连续上奏，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张之洞被调离山西，任两广总督，奔赴南疆，参与指挥抗法战争。张之洞一上任，就投入紧张的备战事务之中。在他的努力下，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克复，迅速扭转了战争时局，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张之洞一生中创办了四五十个机器工业项目，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著名洋务运动首领。他的洋务思想可概括为：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张之洞的洋务活动主要在两江、两广，尤其在湖广地区，他创办了一批领先全国、独步亚洲的工业项目，如汉阳钢铁厂，在“地球东半面，亚洲之印度、南洋、东洋诸国”中，可谓是最早、最大、最先进的。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立学”。他一生创办了大量的各类学校，仅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创办各类学堂40多所，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主持学部，奏停科举，推广学校，“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学制和各类学堂章程，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张之洞举办教育事业的影响很大，他所办学堂之多、类型之广、范围之大，以及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系统教育方面的作为，在整个清代没有人能比。

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中，他承袭了传统的“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吸纳西学，革故鼎新；故在维新运动兴起时，他给予支持。但是，维新运动的不断深入，维新派的“变制”主张与张之洞的“卫道”思想相距越来越远。当慈禧等顽固派露出镇压维新派的端倪时，他更是公开跳出来反对变法运动，急忙抛出4万字的《劝学篇》，阐明自己的主张，及时与维新派划清了界限。《劝学篇》宣传忠君思想，宣扬清政府的“仁政”、“圣德”，指出维新学说是邪说暴行，受到清廷的赞赏。维新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张之洞却因《劝学篇》，不但免受其祸，而且受到朝廷的更大信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在我国北方数省开展起来，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英、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在京使馆、教堂和在华利益为由，组成八国联军，直接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强行向京城出兵。对此，张之洞等人主张对“拳匪”进行镇压，要求向帝国主义求和。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集团，却因光绪废立问题与英法等帝国主义发生矛盾，特别是听到要她归政光绪的传闻，更加敌视各国而支持义和团，企图以此抵制帝国主义对她不友好的态度。

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见劝阻朝廷宣战不成，便在自己所辖区抵制宣战上谕，加强同英、美等联络，谋划所谓的“东南互保”。《东南互保章程》的实质就是中外武装联合镇压长江流域的义和团，共同保护上海租界和长江流域的清廷和列强利益。由于《东南互保章程》的实行，压制了山东以南广大地区的反帝力量，使八国联军可以集中力量镇压北方的义和团；但在客观上也使东南免受战火涂炭。

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很快就侵占津京地区，慈禧挟光绪仓皇出逃，随即取消“宣战”上谕，并承认“东南互保”，称张之洞为“老诚谋国”之臣，义和团运动失败。

与义和团运动同时，南方的资产阶级各派力量也都积极地活动起来。湖南改良派分子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保皇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联络，从日本潜回上海，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了自立军，约期起义。张之洞采取了镇压政策，他派人包围了自立军设在汉口的起义机关，逮捕唐才常等20多名起义首领，并将他们杀害，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

张之洞一生清正廉洁，“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晚年入参军机，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学部。宣统元年（1909）病逝，追谥文襄，晋赐太保，第二年归葬南皮。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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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近现代李大钊（1889—1927），学名耆年，字寿昌，生于直隶（今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幼年丧父，祖父李如珍家境较为富裕，教子有方，使李大钊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专门科学习。1914年9月，进入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为李大钊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北京大学为李大钊走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广阔而又坚实的舞台，李大钊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军人物。他一进北大，就表现积极，十分活跃。首先加入进德会，参与发起成立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和少年中国学会，制定图书馆借阅规则，担任《国民》、《新潮》顾问；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使新文化运动逐渐由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运动。

1918年10月，李大钊结识了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的毛泽东，后指导其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底，李大钊任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领导舆论，评论时政，深孚众望。在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他和陈独秀一起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1920年，李大钊以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同时致力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一边在北京大学工作，教书育人，一边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李大钊接受马列主义之后，一方面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开始考虑在中国创建共产党。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同陈独秀商量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北大俄籍教员鲍立维介绍，李大钊于4月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双方就中国革命形势和建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以便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有关事宜。此后，李大钊还委托张国焘、张申府等到上海和陈独秀就建党问题进行磋商。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期间，李大钊和陈独秀通信联络不断，在谈到关于党的名称时，李大钊复信明确主张党的名称应该定为共产党。

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12月，他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自3月以来就领导北京教育界的索薪斗争，未能出席此次会议。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北方的革命运动在李大钊领导下迅速地开展起来。一方面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一方面深入开展工人运动，领导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同时大力发展党的各级组织。

1926年6月，李大钊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同意并支持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中共发表《意见书》，驳斥国民党中少数人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3月8日，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李大钊任委员长，致力于恢复并积极开展工农运动。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以及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北方各省的组织很快得到建立或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6月17日至7月8日，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苏联各地参观、讲学，11月回京。1924年底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为总负责人。1925年1月，由孙中山指定，任中国国民党政治会议政治委员。3月16日，担任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促进了北方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涨。5月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并会见在冯玉祥部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在此前后为协助冯玉祥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派遣一批中共党员到冯玉祥部开展工作，发展党员，为冯玉祥部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10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同月赴张家口主持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被选为同盟委员会书记，为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拒绝许多同志让其撤离北京的劝告，率领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并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办公，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积极开展革命工作。除指导冯玉祥部策应北伐外，还争取阎锡山支持并参加北伐等。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悍然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等处，李大钊等数十人被捕。28日，李大钊登绞刑台，从容就义，时38岁。

李大钊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中国开创了以马列主义指导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先河，是中国马列主义研究及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鼻祖。

我国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咱河北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扁鹊、赵简子、赵武灵王、廉颇、蔺相如、燕昭王......